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通讯服务 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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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7-12-06 15:01

于谨凯,蒋雪莹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通过建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模型,测算2001—2013 年包括中国在内的43 个国家 (地 区)的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表明中国通讯服务商品技术含量偏低,位于全球通讯服务价 值链低端。对复杂度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发现,中国通讯服务商品技术内涵没有显著提高,主要 受通讯服务贸易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通讯服务业、通讯货物贸易对通讯服 务贸易的带动作用较弱,成为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偏低的次要原因。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灰色关联分析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2700 ( 2016)04 -0058 -08


一、文献综述

(一)全球价值链

苏德拉等 ( Sudera et al. ,2015)提出全球价值链的本质在于大量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在不同国家进 行不同加工环节,之后出口到其他国家进行深加工[1]。卡力和雷耶斯 ( Kali & Reyes,2007)、孟等人 ( Meng et al. ,2012)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全球贸易系统中,缺乏地理位置优势或是技术优势的国家可以依 靠网络的连接性弥补自身不足[2 -3]。生产创新或是接受知识外溢,建立跨国公司或是开展国际贸易,如何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实现增长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被众多学者普遍认同的价值链升级路径,就是一国从 生产附加值较低、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逐渐转移到生产附加值较高、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4 -6]。

邱斌等 ( 2012)认为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积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国的制造业价值链 得到一定程度提升[7],但华广敏 ( 2012)研究结论则为中国的产业结构仍停留在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8]。 郭新茹等 ( 2014)认为,以文化产品为例,发达国家在全球文化产业链中控制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品 牌、营销等环节,并在其中设置高进入壁垒,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制度、技术、人才等各种条 件的制约,只能通过低附加值环节嵌入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9]。同货物贸易价值链一样,服务贸易价值 链也在 “碎片化”中快速发展。服务的不同环节分布在价值链的高、中、低端,服务出口也存在技术含 量高低的不同与附加值多少的区别[10]。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部分服务行业参与垂直化国际分工的水平不 高。马鹏和肖宇 ( 2014)认为如果服务贸易继续遵循外延式增长的发展模式而不加以调整,那么很可能 陷入服务贸易 “比较优势陷阱” 。

(二)出口技术复杂度

出口技术复杂度由洛等 ( Lall et al. ,2006)首次提出,可以有效测度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从而更好 地衡量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获取贸易利益的能力。复杂度的计算仅需出口国家的贸易数据与人均 收入水平数据,可以从更分散化的水平解释贸易模式或是衡量个体国家竞争力[12]。豪斯曼等 ( Hausmann et al. ,2007)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进行修正,构造 EXPY 指数来揭示一国出口贸易与国家经济增长之 间的关系,认为一国专业化生产更加复杂的商品可以使经济得到快速增长[13]。许多学者随之开始对出口 导向型国家的出口产品复杂度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对象既包括芬兰和爱尔兰等小型经济体,也包括中国、 印度和巴西等贸易大国,研究结论与豪斯曼基本一致[14 -16]。随着服务的可贸易性逐渐增强,米歇拉等 ( Mishra et al. ,2011)发展了服务出口复杂度指标并探讨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7]。

中国学者对货物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侧重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与影响因素研究[18 -20]。 随着服务贸易的重要性逐渐提升,部分学者开始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研究,通过合理测算中 国服务商品出口技术复杂度,集中解答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偏低的问题[10]。还有学者从不 同角度探讨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产业结构升级、包容性增长、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并从 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研发、贸易开放度和制度质量等方面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23, 11]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集中于整体服务贸易层面,具体到行业或产业层面,仅 有针对创意文化服务贸易、金融服务贸易复杂度的相关文献。本文选取通讯服务贸易作为研究对象有两 个原因:一是在现有文献计算结果中,通讯服务贸易复杂度指数落后于其他行业,但尚无全面有效的解 释;二是通讯服务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对通讯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研究有助于中国通讯 产业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

二、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模型构建

(一)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模型构建

1. 通讯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方法

依据豪斯曼等 ( 2007) [13]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定义,一国某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代表该国该商品的 出口收入价值,出口收入价值越高则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越高。因此,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 复杂度可从产业层面反映中国的通讯服务产品在全球通讯服务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本文以豪斯曼等 ( 2007) [13]修正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为基础,借鉴米歇拉等 ( 2011) [17] 、戴翔 ( 2011) [24]和陈雯 ( 2012) [19]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方法,分两步计算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 EX- PYc)。

2. 通讯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12 年通讯服务贸易出口额在全世界排名前50 位,且在样本区间具有连续统计数据的国家(地区)作为样本。按照上述标准,本文最终选定43 个国家 (地区) ①,所有样本国家 (地区)在2001— 2013 年中任一年度的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在世界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都达到77. 5%,因 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样本国家 (地区)通讯服务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 数据 ( UNCTAD statistics)及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 ( 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样本国家 (地区) 实际人均 GDP 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

(二)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模型构建

本文将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进而分析其变化原 因。由于通讯服务贸易相关统计数据存在缺陷,典型的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等方法会受到较大限制;而 灰色关联分析法,可针对样本量小、信息贫乏的服务贸易系统进行研究,更好地确定各因素对通讯服务 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程度并分析复杂度的变化原因。

1. 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选取

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通讯服务贸易的特殊性以及数据的可 获得性,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通讯服务业发展水平、通讯服务贸易开放度以及通讯货物 贸易发展水平五项指标作为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 复杂度源自本文第三部分所得计算结果;经济发展水平以实际人均 GDP 衡量,通讯服务贸易开放度用中 国通讯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衡量,通讯货物贸易发展水平以通讯货物贸易出口额衡量,以上 数据来自于 UNCTAD statistics;人力资本以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衡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教育统计数据 库 (World Bank databank education statistics);国内通讯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以邮电业务总量衡量,数据来自 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2. 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模型构建

三、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分析

1. 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式 ( 1)、式 ( 2),测算出2001—2013 年全球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与中国通讯服务 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结果见表1。

由表1 可知,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样本期间呈现明显的不规则波动态势,未实现实质 性增长。观察中国 EXPYc的变化趋势,得到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发展水 平与全球发展水平并未保持一致,全球通讯服务贸易的出口收入价值持续攀升、技术含量不断增加,而 中国通讯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并未得到显著提升,甚至在一些年份出现负增长;第二,中国通讯服务贸 易出口复杂度的发展水平与通讯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增长并未保持一致,通讯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平均增速 21. 3%要远远超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平均增速9. 7%,这表明中国通讯服务出口虽然在价值总量上得到显 著提升,但在技术复杂度上并未取得实质进步。

2. 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分析

因样本国家 (地区)数量较多,本文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与金砖国家作为参考对象进行比 较分析。由图1 可知,2001—2013 年,中国 EXPYc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且该差距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 总体而言,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等各发达国家的通讯服务出口技术含量均 呈现出显著增长的变化趋势,2013 年,意大利、德国、比利时三国的 EXPYc超过 1 000,其余四国的 EX- PYc也都在400 之上。相比之下,中国的 EXPYc指数在 100 到 200 之间波动。其余各国的年均增速为 11. 8%,略高于中国两个百分点,但由于中国的 EXPYc基数较小,增量的差距使得中国在全球通讯服务价 值链上一直处于落后位置。


由图2 可知,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也处于相对劣势,但劣势在逐步缩 小。总体上,四个金砖国家通讯服务出口技术含量整体波动较大且未有显著提升。其中,印度的 EXPYc指 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11 年以后才有所回升;俄罗斯与巴西都保持着反复震荡的变化趋势。相比之下, 中国通讯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波动范围小且增长较为稳定,特别是在 2011 年以后与其他三国的差距显著 缩小。

(二)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根据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计算得到复杂度影响因素与复杂度之间的关联度,如表2 所示。为了更好地 对结果进行分析,本文借鉴张淑荣和殷红 ( 2010)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认为关联度大于0. 8 的影响因素与EXPYc关系较强,关联度小于0. 8 的影响因素与EXPYc关系较弱[25]。由表2 可知,通讯服务贸易开放 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较强,关联度分别为 0. 94、 0. 836 和0. 821,与 EXPYc指数关系密切;通讯服务业发展水平与通讯货物发展水平对通讯服务贸易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较弱,关联度分别为0. 670 和0. 596。

通过对复杂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中国通讯服务贸易的开放度 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关系最为密切。服务商品在开放贸易中通过循环学习效应提升技术内涵,因此通讯服 务贸易发达的国家市场开放度往往较高。第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对通讯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作用较 大。社会经济发展带动通讯服务贸易的创新与技术革命,因此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 EXPYc水平较高。 第三,人力资本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对通讯出口技术复杂度有较强的推动作用。通讯服务贸易尤其是现 代电信服务贸易,属于资本、技术和高素质劳动力密集型服务贸易,高素质劳动力的参与使通讯服务出 口的技术内涵得以保证。第四,通讯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对 EXPYc的提升作用较弱。诸多研究表明中国服务 业与服务贸易尚不存在协同发展机制,这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一致的。第五,通讯货物贸易发展水平与 EXPYc不够紧密。理论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但灰色关联分析表明中国通讯服务 贸易发展滞后于货物贸易发展。

(三)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低水平的成因分析

入世以来,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整体呈现较低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市场开放度、 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要素的制约,次要原因是通讯服务业、通讯货物贸易的关联带动作用较弱。

1. 通讯服务技术内涵的高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2001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2013 年的实际人均 GDP 超过3 500 美元,约为2001 年 的三倍。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迅速增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因此,中国通讯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平均增速达到9. 7%。然而,与高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发达国家相比,中 国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绝对值仍然较低,这为中国通讯产品出口复杂度整体处于低水平提供了解释。

2. 严格的贸易限制不利于出口复杂度的提升

GATS 下中国的通讯服务市场准入限制仍然较为严格,除境外消费外,跨境交付、商业存在和自然人 流动三种贸易提供形式的受限制部分均超过 50%。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低,2001—2013 年,中国通讯服务 贸易总量占 GDP 比重最高不超过0. 08%,占服务贸易比重不超过2%,使通讯服务在贸易流通中的技术 外溢效应受到限制。对技术含量高的服务进行出口限制,也可能导致国内通讯服务与出口通讯服务两者 技术含量存在差异。

3. 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导致复杂度提升缺乏源动力

中国通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偏低,信息技术服务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业 人员比例约为 13% ,而这一比例在邮政行业仅为5%[26]。高素质劳动力储备不足延缓了中国通讯服 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速度,甚至导致通讯服务贸易缺乏向高人才密集、技术密集方向发展 的源动力。

4. 产业关联效应缺失延缓了技术内涵提升

通讯产业各环节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链条,产业关联效应的缺失使得通讯产业与通讯贸易、通讯货 物与通讯服务的关联并不紧密。中国通讯产业、通讯货物贸易的高速发展没有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 度起到显著推动作用。近些年,中国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已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在产品技术、质量、价格 与声誉各方面赢得市场认可。但是,与通讯设备出口相关的技术与服务贸易配套并不齐全,这在一定程 度限制了通讯服务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增加。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度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本文得到结 论:( 1)2001—2013 年,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总体增加幅度小,呈现不稳定波动态势,增 长速度落后于全球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2)不论是与主要发达国家还是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 中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整体水平低,表明中国通讯服务出口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小,处于全球 服务价值链的中下游;( 3)灰色关联分析结果表明,若以关联度 0. 8 为界,与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 关联程度较高的影响因素依次是通讯服务贸易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而通讯服务业、 通讯货物贸易与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关联程度较低;( 4)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整体水 平偏低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实际人均 GDP 水平仍与发达国家有不小的差距,通讯服务贸易受到严格限制以 及从业人员中受高等教育比例不高,而通讯服务业没有对通讯服务贸易形成带动作用、通讯货物与服务 的产业关联效应不足也是导致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难以提升的原因。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1)在贸易限制方面,适当减少通讯服务贸易进口限制, 特别是降低跨境交付、商业存在及自然人流动三种贸易形式的受限制比例,进一步开放中国通讯服务市 场,增强通讯服务在贸易流通中的技术外溢效应;( 2)在人力资本方面,积极吸纳高等教育人才,提高 通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基本素质,通过技能培训扩大熟练劳动力、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比例,以人力资本 的积累促进产品技术内涵的增加;( 3)在产业关联方面,建立通讯服务业与服务贸易、通讯货物贸易与 服务贸易的技术共享与产业关联机制,通过为出口通讯货物配备相关技术和服务支持来加强货物贸易与 服务贸易的关联程度,通过产业互动、产业关联和产业价值链提升通讯服务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参考文献:

[1]SUDERA G, LIESCHB P W, INOMATAC S, et al. The evolving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hubs and regional value chains across East Asia: trade in value-added[ J] .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5, 50( 3): 404 -416.

[ 2]KALI R, REYES J. The architecture of globalization: a network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J]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 ness Studies , 2007, 38( 4): 595 -620.

[ 3]MENG B, YAMANO N, FANG 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an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analysis[Z] . IDE Discussion Paper, No. 362, 2012.

[ 4]UNCTAD. Investment repor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C] .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 velopment, Geneva, 2009.

[5]NEFFKE M H, BOSCHMA R. How do regions diversify over time? industry related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growth paths in regions[ J] .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87( 3): 237 -265.

[ 6]LEMA R, QUADROS R, SCHMITZ H. Reorganising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building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Brazil and India[J] . Research Policy, 2015, 44( 7): 1376 -1386.

[ 7]邱斌,叶龙凤,孙少勤.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分析[J] . 中国工业经济, 2012( 1): 57 -66.

[ 8]华广敏. 全球价值链下中美两国出口品技术含量的动态研究[ J] . 国际贸易问题, 2012( 6): 69 -70.

[ 9]郭新茹,刘冀,唐月民. 价值链视角下我国文化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现状的实证研究———基于技术含量的测度[J] . 经济经纬, 2014( 5):

84 -85.

[10]戴翔.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变迁及国际比较[ J] . 中国软科学, 2012( 2): 52 -58.

[11]马鹏,肖宇.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产业转型升级———基于 G20 国家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 J] . 财贸经济, 2014( 5): 105 -113.

[12]LALL S, WEISS J, ZHANG. The‘sophistication’of exports: a new measure of product characteristics[J] . World Development, 2006, 34( 2):

222 -237.

[13]HAUSMANN R, HWANG J,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 .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 12( 1): 1 -25.

[14]AMELIA U. Trade specialization, export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in Brazil, China, India, South Africa, and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J] . Eco- 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 2011, 44( 1): 75 -97.

[15]BRADY G, DOYLE E, NOONAN L. Trade sophistication indicators: balancing diversity and specialization[J] . 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 nomic Research, 2013, 19( 4): 425 -438.

[16] JARREAU J, PONCET S. Export sophisti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J]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 ( 2): 281 -292.

[17]MISHRA S, LUNDSTROM S,ANAND R. Service export sophisti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Z] .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WPS5606, World Bank, 2011.

[18]XU B. The sophistication of exports: is China special?[ J] . China Economic Review , 2010, 21( 3): 482 -493.

[19]陈雯. 中国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分析———基于 2009 年国家、产业、产品层面的横向比较[J] .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 5): 98 -104.

[20]黄永明,张文洁. 中国出口复杂度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J] . 世界经济研究, 2011( 2): 59 -64.

[21]刘艳.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 产业经济研究, 2014( 4): 84 -93.

[22]沈琳. 技术创新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J] .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15( 1): 14 -19.

[23]张雨.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 J] . 国际贸易问题, 2012( 11): 117 -126.

[24]戴翔. 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变迁的研究综述[ J] .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1( 4): 27 -28.

[25]张淑荣,殷红. 我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灰色关联分析[ J] . 国际贸易问题, 2010( 11): 31 -34.

[26]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3[M] .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